文心雕龙_情采译文

查阅典籍:《文心雕龙》——「文心雕龙·情采」原文

  《情采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三十一篇,主要是论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。

  全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论述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:形式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内容才有意义,内容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,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相依相存的统一体。刘勰认为文学作品必然有一定的文采,但文和采是由情和质决定的,因此,文采只能起修饰的作用,它依附于作者的情志而为情志服务。第二部分从文情关系的角度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:一种是《诗经》以来“为情而造文”的优良传统,一种是后世“为文而造情”的不良倾向。前者是“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”,因而感情真实,文辞精练。后者是无病呻吟,夸耀辞采,因此,感情虚伪而辞采浮华。刘勰在重点批判了后世重文轻质的倾向之后,进一步提出了“述志为本”的文学主张。第三部分讲“采滥辞诡”的危害,提出正确的文学创作道路,是首先确立内容,然后造文施采,使内容与形式密切配合,而写成文质兼备的理想作品。

  本篇是针对当时“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”的创作风气而发的。为了探索正确的创作道路,刘勰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,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。他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,因而应该文质并重。他也强调文必有采,但必须以“述志为本”,不能以文害质。这些意见基本上是对的。但他的所谓“情”与“采”,其内容有一定的局限,在理论上的阐述,也还是比较粗略的。

  (一)  古代圣贤的著作,都叫做“文章”,这不是由于它们都具有文采吗?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,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:可见文采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物。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纹,就看不出它们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;犀牛的皮虽有用,但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:可见物体的实质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。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情感,描绘事物的形象,在文字上用心琢磨,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;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,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。所以,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:第一是表形的创作,是依靠各种不同颜色而成的;第二是表声的创作,是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成的;第三是表情的创作,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性情而成的。各种颜色互相错杂,就构成鲜艳的花纹;各种声音互相调和,就构成动听的乐章;各种性情表达出来,就构成优美的作品。这是自然的道理所决定了的。如《孝经》教导后人:“哀悼父母的话,不需要什么文采。”由此可见,人们平时说话不是不要文采的。又如老子反对虚伪,所以说:“华丽的语言往往不可靠。”但他自己写的《道德经》五千言,却是非常美妙的;可见他对华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对。此外,庄子也曾说过“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物”,这是讲辞采的修饰。韩非又曾说过“巧妙的议论多么华丽”,这是说文采太多了。文采太多的议论,修饰得很巧妙的描写,文章的变化这就达于极点了。体会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等书中的话,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;细看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书中的话,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淫侈了。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间加以适当的选择,在邪道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,也就可以在文学创作中适当地驾驭文采了。但是红粉和青黛只能装饰一下人的外容,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美丽姿容中产生出来。文采也只能修饰一下语言,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。所以思想内容犹如文辞的经线,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;必须首先确定了经线,然后才能织上纬线。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,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: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。

  (二)  从前《诗经》的作者所写的诗歌,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;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,则是为了写作而捏造出情感来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?因为像《诗经》中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等篇的产生,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,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种感情,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: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。后来的辞赋家们,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,却勉强夸大其辞,沽名钓誉: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。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的文章,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;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,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乱空泛。但是后代的作家,大都爱好虚华而轻视真实,抛弃古代的《诗经》,而向辞赋学习。于是,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,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。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禄,却满口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;有的人骨子里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,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。既没有真实心情,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写了。古人曾说:“桃树李树不用开口,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。”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故。古书上又曾说过:“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,却没有香味。”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致的感情。像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,凭借着果实;何况人们写作文章,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。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,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?

  (三)  因此,写文章时运用辞藻,目的是要讲明事理。如果文采浮泛而怪异,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。这就好比钓鱼的人,用翡翠的羽毛做钓绳,用肉桂做鱼食,反而钓不到鱼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说“言辞的涵义被过繁的文采所掩盖了”,指的大约就是这类事情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说“穿了锦绣衣服,外面再加上罩衫”,这就是因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。《周易》中讲文饰的《贲卦》,最终还是以白色为正,可见采饰仍以保持本色为贵。进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,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;只有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确定了,才能据以配上音节,缀以辞采;从而做到形式虽华美,但不掩盖其内容;辞采虽繁富,但不至埋没作家的心情:要使赤、青等正色发扬光大,而把红、紫等杂色抛弃不用: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,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。

  (四)  总之,语言要有华美的文采才能流传久远,这确是不错的。运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确,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适当丰富了。但吴地出产的锦绣容易变色,木槿花虽美而不能持久;写文章如果类似这样,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,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。

  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,文附质也。虎豹无文,则鞟同犬羊;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,质待文也。若乃综述性灵,敷写器象,镂心鸟迹之中,织辞鱼网之上,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。

  故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∶一曰形文,五色是也;二曰声文,五音是也;三曰情文,五性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,五音比而成韶夏,五性发而为辞章,神理之数也。

  《孝经》垂典,丧言不文;故知君子常言,未尝质也。老子疾伪,故称“美言不信”,而五千精妙,则非弃美矣。庄周云“辩雕万物”,谓藻饰也。韩非云“艳乎辩说”,谓绮丽也。绮丽以艳说,藻饰以辩雕,文辞之变,于斯极矣。

  研味《孝》、《老》,则知文质附乎性情;详览《庄》、《韩》,则见华实过乎淫侈。若择源于泾渭之流,按辔于邪正之路,亦可以驭文采矣。夫铅黛所以饰容,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文之经,辞者理之纬;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:此立文之本源也。

  昔诗人什篇,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,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?盖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此为情而造文也;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,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,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。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师辞赋,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轩冕,而泛咏皋壤。心缠几务,而虚述人外。真宰弗存,翩其反矣。

 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,有实存也;男子树兰而不芳,无其情也。夫以草木之微,依情待实;况乎文章,述志为本。言与志反,文岂足征?

  是以联辞结采,将欲明理,采滥辞诡,则心理愈翳。固知翠纶桂饵,反所以失鱼。“言隐荣华”,殆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褧衣”,恶文太章;贲象穷白,贵乎反本。夫能设模以位理,拟地以置心,心定而后结音,理正而后攡藻,使文不灭质,博不溺心,正采耀乎朱蓝,间色屏于红紫,乃可谓雕琢其章,彬彬君子矣。

  赞曰∶

  言以文远,诚哉斯验。心术既形,英华乃赡。

  吴锦好渝,舜英徒艳。繁采寡情,味之必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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