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衡_卷十八齐世篇译文

查阅典籍:《论衡》——「论衡·卷十八齐世篇」原文

  一般的说法认为古代的人,身材高大面目姣美,身体强健,寿命很长,能活百岁左右;后代的人,身材矮小面目丑陋,短命早死。为什么呢?因为古代和气纯厚,婚姻按照适当的婚龄,人民承受上天的和气而出生,生下来以后又没有受到伤害,骨节坚强稳定,所以身材高大而长寿,体形像貌美好。后代与此相反,所以身材矮小短命早死,体形面貌丑恶。这种说法太荒谬了。

  古代的统治者是圣人,后代的统治者也是圣人。圣人的功德,前后没有什么差异,那么他们所治理的社会,古今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古代的天,就是后代的天,天没有变化,气也没有变化。古代的老百姓,和后代的老百姓一样,同样承受天的元气。元气纯厚和谐,古今没有差别,那么承受这种元气形成形体的人,为什么会不相同呢?承受元气相等,具有的本性就相同;具有的本性相同,那么形体也应相同;形体相同,那么美丑就一样;美丑一样,那么夭折长寿也应该相等。

  古今是同一个天同一个地,同样地生育万物。万物的产生,都是承受了同样的气。气的厚薄,千万年都是一个样。帝王治理天下,千百代同用一个道理。老百姓的嫁娶,都在同样的年龄举行相同的礼仪。虽然说“男子三十岁才结婚,女子二十才出嫁”,只是法令礼制上的规定,老百姓未必遵照执行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?用今天不奉行法令礼制的规定就可以证明了。礼乐的制度,在今天仍然存在,今天的老百姓肯执行它吗?今天的老百姓不肯执行,古代的老百姓也不肯执行。根据今天老百姓的情况,就可以知道古代老百姓是怎样的了。

  人,属于物;物,也属于物。人生的一辈子,活到一百岁。长到十岁的儿童时期,所看到的地上的各种东西,生死变化的现象很多。活到一百岁,临到将要死的时候,所见到的各种东西,与十岁年纪时所见到的,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古代和后代的人没有什么差别,那么人生一辈子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推断出来了。六畜的长短,五谷的大小,昆虫草木,金石珠玉,飞禽爬虫,以及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各种动物,没有什么差异的原因,这是由于它们的外形没有什么不同。

  古代的水与火,和现在的水与火一样。现在是气构成了水与火,假使认为古今的气不相同,那么古代的水是清的,火是热的,而现在的水是浊的,火则是冷的吗?人可以生长到六七尺高,胸围有三四围,面部有五种不同的气色,寿命可达到一百岁,这是万代也不会变化的。如果认为古代的人,身材高大面貌美好,强健长寿,后代的人与此相反,那么天地最初创立,刚刚形成人类的时候,就可以让人像防风氏的君王那样高大,面色像宋国的公子朝那样美好,寿命像彭祖那样长吗?

  从现在到千年以后,人可能只像荚英那样高,像嫫母那样丑,像朝生那样短命吗?王莽的时候,有个高大的人身长一丈,名叫霸。建武年间,颍川的张仲师只高二尺二寸。张苍身高八尺有余,他的父亲却身高不足五尺。这些人都在当今世上,有的高有的矮,俗儒的说法,归根到底是错误的。一般还讲到古代根据人的生理特点合理地使用老百姓,驼背的让他去守门,是侏儒就让他当俳优,如果都高大貌美,怎么会有驼背、侏儒这样的人呢?

  一般说法还讲古代的人,单纯朴实容易接受教化,后代的人,浮华轻薄,难于治理。所以《周易》上说:“上古时代,结绳记事,后代用书契取代了这种记事方法。”早先结绳记事,是古人容易接受教化的证明;后来使用书契,是后代人难于治理的证明。所以在宓牺氏之前,老百姓极其单纯朴实,躺着的悠然自得,坐着的也悠然自得,一群群聚集居住在一起,只知他们的母亲而不知道他们的父亲。到了宓牺氏的时代,老百姓有点浮华了,聪明的想欺诈愚笨的,勇敢的想恐吓怯懦的,强健的想欺凌弱小的,人多的想强暴人少的,所以宓牺制作了八卦用来治理老百姓。

  到了周国时,老百姓浮华轻薄,八卦很难再使用下去,因此周文发展为六十四卦,充分发挥了八卦的一切变化,使老百姓不再懈怠。到了春秋时期,老百姓轻浮很久了,因此孔子编写《春秋》,表彰极细小的善行,贬斥极细微的恶举,并称赞说:“周朝的礼制是依据夏、商两代的礼制制定的,多么丰富多彩呀!我拥护周朝的礼制。”孔子知道社会在逐渐衰败,老百姓浮华轻薄难于治理,因此提出了周密的礼法制度,设置了很细微的各种禁令,纠正什么维护什么,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。这种说法太荒谬了。

  古代的人心中怀有五常道德,后代的人也怀有五常道德。同样都怀有五常道德,都是禀受了同样的气而产生出来的人,古代的为什么单纯朴实?后代的为什么浮华轻薄呢?那些见到古代的老百姓喝禽兽生血吃带毛生肉,没有五谷之类的食物,后代挖地造井,耕作土地播种谷物,饮用井水吃谷物粮食,懂得用水火来烹调食物;又见到上古的人居住在岩洞里,穿的是禽兽的皮,后代的人用宫室取代岩洞,懂得用布帛来打扮自己的人,就说上古的人单纯朴实,后代的人浮华轻薄了。

  器物职业会发生变化,人的本性与操行不会产生变化,然而出现了古人“质朴”,今人“文薄”这种说法的原因,是由于国家和社会注定有盛有衰,衰败太久就会出现弊病。比如衣食对于人,衣服刚做成时漂亮完整,食物刚熟时清香洁净,衣服稍穿久一点就破旧了,食物经过几天就腐臭了。典章制度与质朴诚信的法则,古今是一样的。有时侧重于“文”,有时侧重于“质”,社会有时衰败,有时兴盛,自古以来就是如此,不独今天是这样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?传上说:“夏后氏的君王倡导忠厚。君王倡导忠厚,君子都忠厚,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粗野。纠正粗野什么也比不上用敬奉天神和祖先的办法。殷代的君王倡导敬奉天神和祖先,君子都敬奉天神和祖先,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迷信鬼神。纠正迷信鬼神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典章制度,所以周代的君王倡导典章制度。君王倡导典章制度,君子都遵循典章制度,它的弊病是导致小人浮华轻薄。纠正浮华轻薄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忠厚。”继承周代而统治天下的君王,就应当倡导忠厚。夏代所继承的尧、舜时代的教化产生了浮华轻薄的弊病,所以才倡导忠厚;尧、舜倡导典章制度,那么他们所承袭的前一代的教化,肯定存在着迷信鬼神的弊病。世俗之人见到当今的浮华轻薄现象,轻视它反对它,就说古代朴实单纯,后代浮华轻薄,好比自家的子弟不规矩,就认为别人家的子弟规矩忠厚了。

  一般说法讲到古代的人,重视礼义而轻视生命,遇到应该效忠尽义的事情,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此而牺牲生命是自己的本分,就必然会赴汤趋锋,至死也不顾惜悔恨。所以弘演的节操,陈不占的忠义,在以往的事例中和他们相类似的人中,书籍中所记载的,丧失性命抛弃身体的人中,这类事情很多,不只一种。如今社会上的人,贪求私利,苟且偷生,抛弃礼义,非分追求利益,不用礼义互相劝勉,不在操行方面互相激励,礼义被自己废弃了不以为有害,操行被自己所做的事情败坏了也不感到可怕。这些说法是荒谬的。

  古代的士和今天的士一样,都具有仁义的本性,那么他们遇上应当效忠尽义的事情都会有奋不顾身的节操。古代有无义的人,当代有树立节操的人,善与恶混杂在一起,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事情呢?记载历史的人好推崇古代而贬低现代,重视所听到的古代传说而轻视所看到的现实。善辩的人则谈论那些古老的事情,写文章的人则写那些时代久远的事情,眼前存在突出的事迹而善辩的人不说它,现实存在异常的事而写文章的人不记录它。如同那位琅琊郡的倪子明,灾荒发生的时候,哥哥将被饥饿的人吃掉,他捆上自己向饥饿的人叩头,请求代替哥哥被吃掉,饥饿的人赞美他的义气,把他们哥弟俩都放掉不吃他们。哥哥死后,他收养了哥哥的遗孤,对孤儿的爱与自己的孩子没有丝毫差别。灾荒年谷物吃完了,不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,饿死的是他的孩子,而让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。临淮郡的许君叔也收养了哥哥的孤儿,岁月荒乱的时候,饿死了他的亲生的孩子,而让他哥哥的孩子活了下来,这与倪子明是同样的义气。

  会稽郡孟章的父亲孟英任郡的决曹掾,郡中官吏拷打杀害无罪的人,这件案子到朝廷复查的时候,孟英把罪过归于自己,终于代替长官被处死。孟章后来又当了郡的功曹,投入战斗攻击贼人,兵卒连吃败仗,被贼人用箭所射,孟章用身体掩护郡将,一直到死也不离开。这与弘演的节操、陈不占的忠义有什么区别呢?当今撰文写书的人,肯引孟章的事迹来比喻吗?比喻用的材料,往上则寻求至虞、夏时代,往下则寻求殷、周时代,秦、汉时期,有功德奇特操行特殊的人,尚且认为时代太近,又何况当今社会在百代之后,叙述历史的人亲眼见到这些了吗?

  画工好画古代的人,秦汉时期的人,即使功绩操行很突出,画工也不肯画他们。不肯画当世的人,是因为画工尊古卑今的缘故。贵重天鹅而轻贱鸡,因为天鹅离得远而鸡挨得近的缘故。即使现在有人所讲的道理比孔子、墨子还精深,名望也不可能与他们相等;表现出来的操行高过曾参、颜回,声誉也不可能跟他们一样。为什么呢?因为世俗的本性是轻视所见的事实而重视所听来的传闻。有人在这里,树立起忠义节操,考核他的操行,古人没有能超过他的,撰文写书的人,肯把他的事迹记载在书籍里,把他当作和以往的事例一样来表彰吗?他们提出奇特的论点,写出新的文章,不比古人逊色,好事的人肯舍弃时代久远的书,而留心阅读这些东西吗?杨子云写《太玄》,著《法言》,张伯松不愿意读一读,因为他与杨子云生活在同一时代,所以就轻视杨子云的言论。假如杨子云的时代在张伯松之前,张伯松就会把他的书当作珍贵文献了。

  一般说法讲到上古时代,圣人道德高尚,而治理国家又有卓越的功绩,所以孔子说:“真伟大啊,尧这样的君王!唯有天最为高大,只有尧能够效法它。他的德行浩大无际,老百姓都不知道要怎样称颂他才好!他的功业太崇高了!他的礼乐制度多么光辉灿烂呀!”舜继承尧的德行,没有败坏大业;禹承袭舜的德行,没有损害大功。这以后到了商汤,发兵讨伐夏桀。周武王高举大钺讨伐殷纣王,人们对他们不再用“巍巍”、“荡荡”这种歌颂的言辞了,却用了动用军队讨伐的言辞。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比尧舜差,所以才使用武力,使用了武力教化就薄弱了。教化薄弱,就是商汤、周武王不及尧、舜的明证。到了秦代,战争频繁各国以武力相斗,较量国势的强弱,秦国以武力统一了天下。即使统一了天下,也没有出现吉祥的征兆,如“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”、“凤凰来朝”这类吉兆,不正是道德差赶不上、功业小比不上尧舜的证明吗?这种说法太荒谬了。

  天施放的阳气和地施放的阴气协调和谐就产生了圣人,圣人治理好天下就立了大功,和气不只是古代才存在,那以为什么只有古代的圣人才特别好呢?世俗的本性,喜好推崇古代而毁谤现代,轻视所见到的事实而重视听到的传闻,又见经传上夸张贤圣的美德,孔子特别夸大了尧和舜的功德,又听说尧禅让帝位给舜,商汤、周武王讨伐而与桀、纣相争夺,就说古代的圣人比现在的圣人好,功业教化比后代纯厚了。经书上有赞扬增美的文辞,世间上有凭空夸张的言论,这是读经览书的人都共同见到的。孔子说:“殷纣王的坏,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。所以君子很厌恶自己处于众恶所归的地位,因为天下的坏事都会归到处于下流地位的人身上。”

  世人经常把桀、纣与尧、舜看成是相反的人物,称美谁就以尧、舜为例,贬斥谁就举桀、纣为例。孔子说过“殷纣王的坏,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”的话,那么就可知尧、舜的功德,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盛大。尧、舜的禅让,商汤、周武王的诛伐,都是由天命注定的,不是道德的好坏所能决定的,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假如商汤、周武王生活在尧、舜那个时代,也会禅让而不用讨伐;尧、舜生活在殷、周时代,同样也会诛讨而不禅让,既有天命注定的事实,而世人却凭空捏造出所谓道德好坏的说法,经书上说尧“使所有的诸侯国和睦相处”,当时也有发生在丹水的战争;舜时“凤凰来朝”,当时也发生了与有苗的战争。既然古今帝王都用兵动武,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道德也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,而功业也没有什么大小的不同。

  世人认为桀、纣的罪恶超过了秦王朝,实事求是的人认为秦王朝的罪恶超过了桀、纣。秦王朝与汉王朝的善与恶相反,如同尧、舜与桀、纣的善与恶相反一样。秦王朝与汉王朝都在后世,秦王朝的罪恶超过桀、纣,也就可以知道大汉王朝的功德不比尧、舜的功德差。唐尧的“协和万国”,本来是夸大而下符合实际的。虞舜的“凤凰来仪”。汉宣帝时已经五次招来了凤凰。汉明帝时祥瑞一齐出现。道德高尚所以有祥瑞出现,既然祥瑞一样多,那么功业就不相上下。汉宣帝、汉明帝如果道德不好,赶不尧舜的话,为什么能招来与尧、舜同样的祥瑞呢?

  光武皇帝好比龙兴凤举,夺取天下就像捡起遗物一般的容易,为什么功德比不上殷汤和周武王呢?世人讲到周代的周成王和周康王没有损害周文王的盛大功业,舜的品德崇高没有损害尧的盛大功业。当今汉章帝,继承了光武帝、汉明帝的事业,具有更加兴盛非常美好的教化,没有细小如毫发的缺点,往上追溯,为什么不及舜、禹呢?往下为什么不如周成王、周康王呢?世人见到五帝、三王的事迹记载在经传上,而汉朝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载,还是档案文书,就说古代的圣人道德高功业大,后代的道德不好而教化又差了!

  语称上世之人,侗长佼好,坚强老寿,百岁左右;下世之人短小陋丑,夭折早死。何则?上世和气纯渥,婚姻以时,人民禀善气而生,生又不伤,骨节坚定,故长大老寿,状貌美好。下世反此,故短小夭折,形面丑恶。此言妄也。

  夫上世治者,圣人也;下世治者,亦圣人也。圣人之德,前後不殊,则其治世,古今不异。上世之天,下世之天也。天不变易,气不改更。上世之民,下世之民也,俱禀元气。元气纯和,古今不异,则禀以为形体者,何故不同?夫禀气等则怀性均,怀性均,则体同;形体同,则丑好齐;丑好齐,则夭寿适。一天一地,并生万物。万物之生,俱得一气。气之薄渥,万世若一。帝王治世,百代同道。人民嫁娶,同时共礼。虽言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,法制张设,未必奉行。何以效之?以今不奉行也。礼乐之制,存见於今,今之人民,肯行之乎?今人不肯行,古人亦不肯举。以今之人民,知古之人民也。

  〔人,物也;〕物,亦物也。人生一世,寿至一百岁。生为十岁兒时,所见地上之物,生死改易者多。至於百岁,临且死时,所见诸物,与年十岁时所见,无以异也。使上世下世,民人无有异,则百岁之间,足以卜筮。六畜长短,五谷大小,昆虫草木,金石珠玉,蜎蜚蠕动,跂行喙息,无有异者,此形不异也。古之水火,今之水火也。今气为水火也,使气有异,则古之水清火热,而今水浊火寒乎?

  人生长六七尺,大三四围,面有五色,寿至於百,万世不异。如以上世人民侗长佼好,坚强老寿,下世反此;则天地初立,始为人时,长可如防风之君,色如宋朝,寿如彭祖乎?从当今至千世之後,人可长如荚英,色如嫫母,寿如朝生乎?王莽之时,长人生长一丈,名曰霸出。建武年中,颖川张仲师长一丈二寸,张汤八尺有余,其父不满五尺,俱在今世,或长或短。儒者之言,竟〔大〕误也。语称上世使民以宜,伛者抱关,侏儒俳优。如皆侗长佼好,安得伛、侏之人乎?

  语称上世之人,质朴易化;下世之人,文薄难治。故《易》曰:“上古之时,结绳以治,後世易之以书契。”先结绳,易化之故;後书契,难治之验也。故夫宓牺之前,人民至质朴,卧者居居,坐者于于,群居聚处,知其母不识其父。至宓牺时,人民颇文,知欲诈愚,勇欲恐怯,强欲凌弱,众欲暴寡,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。至周之时,人民文薄,八卦难复因袭,故文王衍为六十四首,极其变,使民不倦。至周之时,人民〔文〕薄,故孔子作《春秋》,采毫毛之善,贬纤介之恶,称曰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孔子知世浸弊,文薄难治,故加密致之罔,设纤微之禁,检〔押〕守持,备具悉极。此言妄也。

  上世之人,所怀五常也;下世之人,亦所怀五常也。俱怀五常之道,共禀一气而生,上世何以质朴?下世何以文薄?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,无五谷之食,後世穿地为井,耕土种谷,饮井食粟,有水火之调;又见上古岩居穴处,衣禽兽之皮,後世易以宫室,有布帛之饰,则谓上世质朴,下世文薄矣。

  夫器业变易,性行不异。然而有质朴文薄之语者,世有盛衰,衰极久有弊也。譬犹衣食之於人也,初成鲜完,始熟香洁,少久穿败,连日臭茹矣。文质之法,古今所共。一质一文,一衰一盛,古而有之,非独今也。何以效之?传曰:“夏后氏之王教以忠。上教以忠,君子忠,其失也,小人野。救野莫如敬,殷〔之〕王教以敬。上教用敬,君子敬,其失也,小人鬼。救鬼莫如文,故周之王教以文。上教以文,君子文,其失也,小人薄。救薄莫如忠,承周而王者,当教以忠。” 夏所承唐、虞之教薄,故教以忠。唐、虞以文教,则其所承有鬼失矣。世人见当今之文薄也,狎侮非之,则谓上世朴质,下世文薄。犹家人子弟不谨,则谓他家子弟谨良矣。

  语称上世之人重义轻身,遭忠义之事,得己所当赴死之分明也,则必赴汤趋锋,死不顾恨。故弘演之节,陈不占之义,行事比类,书籍所载,亡命捐身,众多非一。今世趋利苟生,弃义妄得,不相勉以义,不相激以行,义废身不以为累,行隳事不以相畏。此言妄也。

  夫上世之士,今世之士也,俱含仁义之性,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。古有无义之人,今有建节之士。善恶杂厕,何世无有。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,贵所闻而贱所见。辨士则谈其久者,文人则著其远者。近有奇而辨不称,今有异而笔不记。若夫琅邪兒子明,岁败之时,兄为饥人所食,自缚叩头,代兄为食,饿人美其义,两舍不食。兄死,收养其孤,爱不异於己之子,岁败谷尽,不能两活,饿杀其子,活兄之子。临淮许君叔亦养兄孤子,岁仓卒之时,饿其亲子,活兄之子,与子明同义。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,郡将挝杀非辜,事至覆考,英引罪自予,卒代将死。章后复为郡功曹,从役攻贼,兵卒北败,为贼所射,以身代将,卒死不去。此弘演之节,陈不占之义何以异?当今著文书者,肯引以为比喻乎?比喻之证,上则求虞、夏,下则索殷、周。秦、汉之际,功奇行殊,犹以为后。又况当今在百代下,言事者目亲见之乎?

  画工好画上代之人,秦、汉之士,功行谲奇,不肯图今世之士者,尊古卑今也。贵鹄贱鸡,鹄远而鸡近也。使当今说道深於孔、墨,名不得与之同;立行崇於曾、颜,声不得与之钧。何则?世俗之性,贱所见,贵所闻也。有人於此,立义建节,实核其操,古无以过。为文书者,肯载於篇籍,表以为行事乎?作奇论,造新文,不损於前人,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,而垂意观读之乎?扬子云作《太玄》,造《法言》,张伯松不肯壹观。与之并肩,故贱其言。使子云在伯松前,伯松以为《金匮》矣!

  语称上世之时,圣人德优,而功治有奇。故孔子曰:“大哉,尧之为君也!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。荡荡乎民无能名焉!巍巍乎其有成功也!焕乎其有文章也! ”舜承尧不堕洪业,禹袭舜不亏大功。其後至汤,举兵代桀,武王把钺讨纣,无巍巍荡荡之文,而有动兵讨伐之言。盖其德劣而兵试,武用而化薄。化薄,不能相逮之明验也。及至秦、汉,兵革云扰,战力角势,秦以得天下。既得在下,无嘉瑞之美,若“叶和万国”、“凤皇来仪”之类,非德劣不及,功被若之徵乎?此言妄也。

  夫天地气和,即生圣人。圣人之治,即立大功。和气不独在古先,则圣人何故独优!世俗之性,好褒古而毁今,少所见而多所闻。又见经传增贤圣之美,孔子尤大尧、舜之功。又闻尧、舜禅而相让,汤、武伐而相夺。则谓古圣优於今,功化渥地後矣。夫经有褒增之文,世有空加之言,读经览书者所共见也。孔子曰: “纣之不善,不若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,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世常以桀、纣与尧、舜相反,称美则说尧、舜,言恶则举纣、桀。孔子曰“纣之不善,不若是之甚也”,则知尧、舜之德,不若是其盛也。

  尧、舜之禅,汤、武之诛,皆有天命,非优劣所能为,人事所能成也。使汤、武在唐、虞,亦禅而不伐;尧、舜在殷、周,亦诛而不让。盖有天命之实,而世空生优劣之语。经言“叶和万国”,时亦有丹硃;“凤皇来仪”,时亦有有苗;兵皆动而并用,则知德亦何优劣而小大也?

  世论桀、纣之恶,甚於亡秦。实事者谓亡秦恶甚於桀、纣。秦、汉善恶相反,犹尧、舜、桀、纣相违也。亡秦与汉皆在後世,亡秦恶甚於桀、纣,则亦知大汉之德不劣於唐、虞也。唐之“万国”,固增而非实者也。有虞之“凤皇”,宣帝贴已五致之矣。孝明帝符瑞并至。夫德优故有瑞,瑞钧则功不相下。宣帝、孝明如劣,不及尧、舜,何以能致尧、舜之瑞?光武皇帝龙兴凤举,取天下若拾遗,何以不及殷汤、周武?世称周之成、康不亏文王之隆,舜巍位亏尧之盛功也。方今圣朝,承光武,袭孝明,有浸酆溢美之化,无细小毫发之亏,上何以不逮舜、禹?下何以不若成、康?世见五帝、三王事在经传之上,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,则谓古圣优而功大,後世劣而化薄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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