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错论伐蜀写作背景

 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,司马错欲伐蜀,张仪曰: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:“请闻其说。”
对曰:“亲魏善楚,下兵三川,塞轘辕、缑氏之口,当屯留之道,魏绝南阳,楚临南郑,秦攻新城宜阳,以临二周之郊,诛周主之罪,侵楚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,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,按图籍,挟天子以令天下,天下莫敢不听,此王业也。今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,得其地不足以为利。臣闻:‘争名者于朝,争利者于市。’今三川、周室,天下之市朝也,而王不争焉,顾争于戎狄,去王业远矣。”
司马错曰:“不然。臣闻之:‘欲富国者,务广其地;欲强兵者,务富其民;欲王者,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,而王随之矣。’今王之地小民贫,故臣愿从事于易。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,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。取其地足以广国也,得其财足以富民,缮兵不伤众,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国,而天下不以为暴;利尽西海,诸侯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,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,劫天子,恶名也,而未必利也,又有不义之名。而攻天下之所不欲,危!臣请谒其故:周,天下之宗室也;韩,周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,韩自知亡三川,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,以因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。以鼎与楚,以地与魏,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谓危,不如伐蜀之完也。”
惠王曰:“善!寡人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,十月取之,遂定蜀,蜀主更号为侯,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,秦益强富厚,轻诸侯。

  从为秦国建立“王业”的目的出发,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,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。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,都紧扣“利弊”二字,阐明自己的观点。

  张仪力主“伐韩”。出兵三川,进逼周室,“据九鼎,按图籍,挟天子以令天下”,一举称霸,功大利近。他描绘的前景,颇为诱人。正面论证伐韩之利后,再从反面论证伐蜀之弊。蜀地偏僻,戎狄之长,荒远贫瘠。胜了,“不足以成名”;取地“不足以为利”。无名无利,且“敝兵劳众”,其弊大矣。

  司马错主张“伐蜀”。先以“不然”二字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张仪伐韩的主张。然后正面立论,指出建立“王业”的三个前提条件:地广、民富、德博。而秦国的现实则是“地小民贫”,“地小”则需广地,“民贫”则需取财,欲“德博”则需树美名。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情况,应先选择易于成功的事做。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纵深论述,一一揭示伐蜀之利,攻韩之弊。先论伐蜀的有利条件:“西僻之国”,“戎狄之长”,“桀纣之乱”,伐蜀适逢其时。既有攻伐的口实——“禁暴止乱”,又有必胜的实力——如“狼逐羊群”。终言其利:取地、得财、获美名,一石三鸟,何乐不为?然后从反面揭示伐韩之弊,不仅得恶名、无实利,还可能使秦处于被动危险的境地。对周、韩、楚、魏四国的政治交易与联合抗秦,虽属推论,却切近事实。伐蜀“易”而有利,伐韩“危”而多弊,立论坚实,分析透辟,很有说服力。

  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:张仪蹈空踏虚,高谈阔论,词语华美,耸人听闻,颇具诱惑力;而司马错则沉着冷静,注重实际,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,而是实事求是,以理服人。张仪纵横家的风采与司马错务实政治家的风范,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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