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世贞研究

  此外,王世贞对戏曲也有研究。他的曲论见于《艺苑卮言》的附录,即《□州山人四部稿》卷一百五十二。后人摘出单刻行世,题曰《曲藻》。王世贞已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,“不唯其琢句之工,使事之美”,而关键在于“体贴人情,委曲必尽;描写物态,仿佛如生;问答之际,了不见扭造,所以佳耳。至于腔调微有未谐,譬如见锺、王迹,不得其合处,当精思以求诣,不当执末以议本也。”由此出发,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“动人”。他称赏《荆钗记》,因为它“近俗而时动人”;他批评《香囊记》,因为它“近雅而不动人”。这是他戏曲观的精华处。《曲藻》在引述前人曲论时,或赞成,或驳难,都颇精当。

作者介绍

王世贞 王世贞 王世贞(1526年-1590年)字元美,号凤洲,又号弇州山人,汉族,太仓(今江苏太仓)人,明代文学家、史学家。“后七子”领袖之一。官刑部主事,累官刑部尚书,移疾归,卒赠太子少保。好为古诗文,始于李攀龙主文盟,攀龙死,独主文坛二十年。有《弇山堂别集》、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、《觚不觚录》、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等。 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“后七子”首领,倡导文学复古运动,认为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,在当时有一定影响。家藏书甚富。自称平生所购《周易》、《礼经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唐书》之类,过3000余卷,均为宋本精椠。家有别墅“弇州园”,于园后建“小酉馆”,贮书达3万余卷。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“藏经楼”中。对宋椠元刊之书,作“尔雅楼”贮之,又于“九友斋”中,藏宋本两汉书,为斋中第一宝。此书后归于“天禄琳琅”。与唐顺之结为莫逆之交,二人皆以文学、藏书而知名。他以诗文名于世,与李攀龙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并称后七子。攀龙殁,独领文坛二十年,声华意气笼盖海内,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。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,他提出文必西汉,诗必盛唐。其诗歌取材赡博,纵心触象,都能化为诗料,形诸歌咏。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,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。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,甚见诗人才思,如《将军行》铺叙丰腴,中带古劲,纵横开阖,很有气势。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,又能注意错综变化,迥旋自然,有相当功力。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,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,能够意到调成,自然宛转。如“新传牌子赐昭容,第一仙班雨露浓。袋里相公书疏在,莫教香汗湿泥封”(《西城宫词》之二),在舒缓的调子里,暗藏讽刺,弥有风趣。王世贞亦能词,如〔浣溪沙〕“窗外闲丝自在游”在抒写清愁淡怨时,善于借助景物渲染,烘托其凄凉情绪。又如〔忆江南〕“歌起处”以“斜日半江红,柔绿篙添梅子雨”,勾勒江南景色,颇能传神。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,内容狭窄,题材单调。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,于唐好白居易,于宋好苏轼,诗文以恬淡为宗。又好史学,以史才自许。自弱冠登朝,即好访朝家故典,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,著述甚丰。既是文人,也是学者。学问渊博,文章不拘一格,虽摹秦仿汉,依旧自有特色,具有“博综典籍,谙习掌故”之特点,如《题海天落照图后》。 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一百七十四卷、《弇州山人续稿》二百零七卷和《艺苑卮言》十二卷;史学方面有《弇山堂别集》一百卷,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、秘录等汇为《弇州史料》,前集三十卷,后集七十卷,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、人物传记、边疆史地、奇事佚闻等,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。 王世贞与李攀龙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吴国伦、徐中行等相唱和,继承并倡导“前七子”复古理论,史称“后七子”。其始,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。李死后,又为文坛领袖20年,“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衲子、羽流,莫不奔走门下。片言褒赏,声价骤起”(《明史·王世贞传》)。有所谓“前五子”、“后五子”、“广五子”、“续五子”、“末五子”等等名目,可见其影响甚大。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《艺苑卮言》里。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,仍然主张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。但其学问淹博,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,故时露卓见。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,但也认识到:“才生思,思生调,调生格;思即才之用,调即思之境,格即调之界。”(《艺苑卮言》卷一)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,看到了才思生格调、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,实为李梦阳、李攀龙所未发。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,但他特别注意“捃拾宜博”,强调“渐渍汪洋”,最终要求“一师心匠”。并且认为,唯有这样,创作方法才能“由工入微,不犯痕迹”,达到“气从意畅、神与境合”的地步。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。到了晚年,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。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《艺苑卮言》,并悟出“代不能废人,人不能废篇,篇不能废句”(《守诗选序》)的道理,有取于宋元之诗,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“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”(《归太仆赞》)。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,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,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。 从王世贞《乐府变》的序言来看,他主张创作要继承《国风》批判现实精神,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,批评时事,以成一代“信史",实属难能可贵。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,现实感较为强烈。《钧州变》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,《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》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,造成“不复问诏书,但取相公旨”的局面之后,谴责了他们“负国”的累累罪行,义正辞严,气势磅礴。《太保歌》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“一言忤太保,中堂生荆棘”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,妻子尽逐故郡,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,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,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。如《正德宫词》之四,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;又如《西城宫词》之六,对听信道士胡言,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。此外,王世贞的咏史诗,通过对“固始祠中”的许忠节公犹有“父老椎牲考钟鼓”的赞叹,通过对“丈夫变名难变心,此心在宋不在身”的文天祥的崇敬,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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